关于人类起源于非洲的看法有很多，在非洲发现了人类远古的足迹。因此，正统的理论认为人类的发源地在非洲。但是，通过对非洲狒狒所携带的一种标志基因的研究，可以断定人类不大可能发源于非洲，至少，不会是发源于非洲的大陆地带。
1976年，三位美国癌症专家在研究非洲狒狒身上携带的一种病毒时获得了一个惊人的发现。他们发现在很久远的年代，这种致命的、传染性极强的病毒曾在非洲的灵长目动物中引发了一种毁灭性的大瘟疫。在与瘟疫进行惨烈搏斗的过程中，非洲灵长目动物的体内逐渐培育出一种可以抵制该病毒的遗传基因。三位专家发现，尽管这种病毒后来逐渐失去了危险性，但曾起到抗病毒作用的那种遗传基因至今仍存留在所有非洲灵长目动物的体内，而起源于其他地区(如亚洲和南美洲）的灵长目动物则不携带这种基因。可以说，这种基因是所有非洲灵长目动物的一个“标记”。通过研究，一些科学家发现人类体内并不存在这种基因，他们从这个有力的依据中得出结论，人类最早的发源地并不在非洲，在亚洲的可能性更大。
然而，伊莱恩·摩根认为，仅仅根据在基因问题上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并不能完全把非洲排除在外，她仍然认为后来进化成人类的那些古猿最初是生活在非洲丛林中的，只不过因为某种原因它们离开丛林来到了一个与大陆隔绝的水乡泽国。在那里，它们用了几百万年的时间完成了向人类的进化，后来又回到了大陆之上。为了给这一设想寻找依据，伊莱恩来到非洲进行考察。可以断定，如果古猿们真的作过伊莱恩所设想的那种迁移，它们肯定是出于被迫，而不是出于自愿。它们不可能主动来到有水的地方开始学着吃力地站起身子过日子。尽管在许多年后它们的后代最终习惯了这种直立姿势，但是当时的它们是不会情愿放弃自己已经很适应了的丛林生活的。同理，在完成第一次迁移之后的几百万年里，那些古猿的后代已经适应了水中生活，当然也不会情愿回到阳光灼人、猛兽横行的陆地上去。也就是说，它们迁回陆地的举动也是被迫作出的，尽管再过几百万年后，它们的后代又能过惯陆地生活了。
迫使古猿进行迁移的最大可能的原因就是自然环境发生了变化。没有任何一片陆地的自然环境可以完全保持稳定不变，而在从坦桑尼亚一直延伸到埃塞俄比亚的东非大裂谷地区，自然环境的不稳定性更为明显。这种不稳定性的影响极为显著，它意味着生活在这里的任何物种要么去顽强地适应环境的变化，要么在环境变化时被无情地淘汰。在非洲大陆，恰恰有这样一个自然环境变化无常的地区，在这里，环境的变化完全有可能促使生活在此的古猿作出伊莱恩所设想的那种迁移。地质学家研究发现，在大约700万年以前，当时还被森林所覆盖的埃塞俄比亚北部阿法尔地区(在非洲大裂谷的北端）发生了地壳下陷，从而形成了一个内海。这个内海的北端连通红海，南端连通亚丁湾，它把一块陆地从大陆分割开来，变成了一个岛屿。后来，由于地质运动，阿法尔海的两个出口都被阻塞，它变成了一个内陆咸水湖。在以后的几百万年时间里，那个咸水湖逐渐干涸，最后成为一片盐碱地，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盐碱地层达几千英尺厚的达纳基勒沙漠。今天，这片广阔的盐碱地带的东西为达纳基勒高地，这就是当年被阿法尔海从大陆隔离出去的那个长满森林的岛屿。
根据地质学家的上述分析，伊莱恩·摩根作出了这样一个推测：在阿法尔海形成的时候，一群猿猴被隔离到了现在是达纳基勒高地的那个岛屿上，并在这种独特的环境下开始了向人类的进化。正因为这里与世隔绝，所以当那场瘟疫在非洲大陆的灵长目动物中肆虐时，它们才幸免于难，这就是为什么它们没有产生那种标志基因的原因，也是它们的后代———人类———不具有这种基因的原因。在海岛上，当海水上升时，它们被迫过一种半水生的生活。后来，海水减退，达纳基勒岛重新与大陆连为一体时，它们又回到了陆地上。由此可见，在埃塞俄比亚北部地区很可能会找到一些极具研究价值的化石。这些化石作为考古学上的发现，也能为生物学家研究人类某些特征的形成原因提供实物资料。事实上，近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将注意力投向这一地区。1995年12月，一群来自意大利和厄立特里亚的科学家在盐碱度极高的达纳基勒沙漠地区(以前为阿法尔海）进行了一次考察。他们在这里发现了一块头盖骨碎片化石，一块髋骨碎片化石和一块指骨化石。经确认，这些化石的产生时间大约在200万年以前，它们是在这一地区首次发现的古人类化石。一位科考队员、来自意大利佛罗伦萨大学的地理学家厄内斯托·阿贝特兴奋地说：“这仅仅是一个开始。”
海湾和半岛：人类最早栖息的地方新西兰奥克兰半岛和普伦提海湾如果从地理概念上来加以描述是鲜为人知的，但其文化上的意义却非同小可，半岛和海湾创造了最早的生命，进而产生了人类最早的文明，一片流动的水域就是一条连绵不绝的生命线，文明线。这三帧原始土著雕刻艺术作品仿佛确证着人类生命的文明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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